冯亦代、黄宗英，这对著名进步文化人士老来为伴的真实故事，传为佳话。巧的是，两人都属牛，同住在被称作是“乌篷船”的小屋，如影随形。很多时候都是“一致行动”，甚至一同发烧、一同住院，又一同病愈、一同出院。请看： 
　　 
　　黄宗英与冯亦代两位耄耋老人走到一起，命运为他俩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分号 
　　 
　　“七重天”是文坛名宿冯亦代老先生在北京小西天的寓所，高居一幢楼的七层。黄宗英称它是“乌蓬船”般的小屋：“小屋狭小得两人走动必须礼貌让路，三个人坐下就‘满座’了。”临窗有写字台一张，高背皮椅一把，那是属于冯老的，上面堆满了书报、文稿、资料，那个角落，是他心灵的牧场。黄老要写，只能坐在沙发上，移来小桌一张，铺上花台布，做成一张临时的书案。他们时常这样同向而坐，沉醉于各自的艺术世界中。 
　　“以聪明人自恃，做了一世跑龙套，总以为善有善报，到头来却是个呆大，只能自己肚里苦笑。”此为冯老一篇自述中的话。冯老毕生以“龙套”自居，始终在革命文化工作中忠于自己的岗位，蒙冤而不改其初衷，垂老而不改其童心，辛苦而不改其乐。如此“龙套”，有几人哉！ 
　　翻译家高莽先生曾为冯老画过一幅速写肖像。冯老在画上题了一句：“高莽为冯亦代写遗容”。这话当然是戏语，但那时他的健康确实不佳，走路步履艰难，说话有些迟钝。可喜的是，１９９３年冯亦代与黄宗英喜结良缘后，他竟奇迹般地康复了。这之后，冯老人不离京都，身常住家中，笔耕不辍，作品连连问世。人们满怀真情地赞美这对老夫老妻顽强的创作精神，冯老笑言：“谁让我们都是属牛的呢？干活的命啊！” 
　　影坛与文坛的双栖名将黄宗英一直有兴趣做一些东、西方文化交流的工作。她年愈古稀，却不知歇息，四处奔波，甚至几度远行青藏，登横断山脉，入原始森林，访小屋老友，搜集素材，完成撰写保护大自然文稿的宏愿。 
　　他们的书斋里，放有一张冯老与已故夫人郑安娜的合影；另一边放着黄宗英与赵丹的合影。挂上这两幅旧照片，人们也许会对之不解，黄宗英说：“正因为我们对各自的过去都很清楚，所以我们彼此都深深地理解和信任对方。如果我当年不能与赵丹共患难，冯老也不会娶我；如果我不了解他的过去，我也不会嫁给他。”冯老与黄老，意趣相投两个旧朋友，黄昏热恋，一对新夫妻，爱得甜蜜爱得愉快！黄宗英有言———《记住与忘记》：记住应该记住的／忘记应该忘记的／切莫忘记应该记住的／记住应该忘记的／那就没治了。短诗几句，富有哲理，隽永味长，颇耐咀嚼。 
　　两位耄耋老人走到一起，命运为他俩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分号。分号，是生命的表盘上，横亘在过去与未来的刻度之间的一个指针，既充满着对逝去时光的留恋与追怀，又饱含对未来岁月的期盼与憧憬。于是，他俩将二人的散文合集命名为———《；———命运的分号》。 
　　冯老在《归隐书林》一书的后记中回忆：“恋爱的事情说简单也简单，说复杂就复杂。但我们究竟不是凭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凑成的婚姻，我们是经过青春再现的黄昏恋，自与青年人的崎岖曲折的初恋不同。但人已濒临黄昏，那恋爱的经过也不免有逊于年轻人，而无惊有险或有惊无险，都不可与黑发人作同日语。”冯老在这篇后记里还写道：“我们曾经历尽人世的坎坷与欢欣，老来惟愿远离名利、归隐书林。自此息影七重天上，以读书写文自娱；伴山伴水伴书窗，正是我们之梦寐所系。” 
　　 
　　在日记中，冯亦代对黄宗英说：“我真感谢你，你重新给了我青春和生命” 
　　 
　　黄老放弃上海舒适的住宅，和冯老挤在北京一个小单元里，心满意足，幸福快乐。 
　　与冯老比起来，黄老实在是显得年轻：她的身材，她的容颜，她的头发———雪白中透着几缕浅粉———乃至她说话的声音及颇有韵律感的节奏，那是许多年轻人所不及的。黄老真像一团火，火热而善良、善良而天真、天真而执著！更令人赞佩的是她对事业锲而不舍的追求。上世纪８０年代初，年届花甲的黄宗英还到深圳创办“都乐文化娱乐公司”，拍电影———《丽人行》、《乌鸦与麻雀》、《家》、《一盘没有下完的棋》……当作家———《小丫扛大旗》、《星》、《大雁情》、《半山半水半书窗》、《赵丹传》……１９９１年，黄老担任中央电视台大型电视系列纪录片《望长城》主持人，当年６月，她积劳成疾，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。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，她去美国探亲、疗养一年，直到１９９３年２月才从洛杉矶飞回上海，但不久又旧病复发。 
　　１９９３年１１月６日，黄老悄然登上了由上海飞往北京的班机。作为一名颇有成就、不甘寂莫的演员、作家，黄老曾经多次往返于这条航线，但这一次的意义却非同寻常，而且消息严格保密。原来，６８岁的黄宗英是飞往北京与自己尊敬、爱慕多年的心上人———８０岁高龄的冯亦代老先生相聚。 
　　 
　　至于细节，冯老在《蜜月趣事》一文中有记载：星期六，小妹从上海飞来，我要了辆“小面包”上机场。心里喜洋洋的，已经４年多不见，以前随随便便，现在恩恩爱爱，忽然两人的关系改变了，不知该怎么说见面后的第一句话。 
　　进得机场，好容易捱到报告上海班机到达，行李房逐渐有了人影。突然在人群中看到那顶熟悉的白绒帽，我的心怦怦然。于是看她急冲冲跑向我，女儿给她送上一束红色的月季花。我们相对呆望着，不知怎么我突然冒出了一句：“我今天早上还写了一篇文章。” 
　　亲友们送了许多花儿给我们。风的妹妹Ｆａｆａ热心地说，蒸过了可以永久保存。小妹问：“真的吗？”Ｆａｆａ说：“真的，我在朋友家里看过蒸了的花和叶，像新鲜的一样。”于是第二天小妹真个“新妇来三日，洗手入厨下”，一边说不可能，一边蒸花朵。揭锅时，花儿全化了，只留下一张橡皮树叶。小妹抢出烫手的树叶发呆。我说一定是我们蒸的不得法。小妹要我打电话给Ｆａｆａ，她听说花儿蒸化了也呆了，最后她去问懂养花的那个朋友。后来，电话来了，她说她受了朋友的一番埋怨，原来是要用药水泡过的。Ｆａｆａ这个马大哈少说一个程序，于是我们便闹了笑话。 
　　我对小妹爱我毫不担心，有事实为证：小妹从外面回来，笑个不停，原来她进了书店，口口声声要买《冯国璋英语》，店员答她只有《许国璋英语》，她只能“噢、噢”连声，其实她还认识许国璋，兀是替朋友改了姓。 
　　冯老亦曾在一篇日记中写道：“我一路散步一路思忖，我的脚步比以前轻盈多了，我自己感到我的心情比之于前完全不一样，我那时只是肉体还活着，但心情惨淡，以为自己心情不会再好起来。但是你走入了我的生活，我完全变了一个人……我做人重新有了一个目标，我感谢你给我的爱，滋润了我衰老的心田，是你用爱情给我的复苏。我真感谢你，你重新给了我青春和生命。这个念头也不限于此时此际，将永远跟随着我。小妹啊，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，这是出自心田的真情……”这是冯老心灵的真实写照，也是他们夫妇现在生活的真实写照。 
　　 
　　黄宗英发自内心地说：“赵丹是高山，冯亦代是大海。嫁完了高山的人，我只能嫁大海” 
　　 
　　冯老学识渊博，为人憨厚。他是浙江人，１９１３年生，１９３６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工商管理系。其编辑出版活动始于１９３８年的香港。１９４９年６月，冯老应邀参加新闻总署国际局的筹备工作，建国后历任国际新闻局秘书长兼出版发行处处长、外文出版社办公室代理主任、出版部主任及《中国文学》（英文）编辑部副主任、《读书》杂志副主编等。
　　１９７５年，冯老便主动办了退休手续。退休，对于一般人来说，是一种失落，是事业的终结；但对于冯老来说，却是解脱，是自己事业的开始。退休后，冯老陆续出版了《书人书事》、《听风楼书话》、《听风楼读书记》、《西书拾锦》、《龙套集》、《撷英集》等几本书。 
　　“赵丹是高山，冯亦代是大海。嫁完了高山的人，我只能嫁大海！”黄老说：“正是在医生说我有可能成为一个废人的时候，他（冯老）仍然竭尽全力帮助我治病，这使我非常感动。我能不嫁给他吗？” 
　　冯亦代、黄宗英两位耄耋老人的果敢牵手，令各路记者蜂涌而至，弄得他们从早到晚无法休息。还是黄老有办法，索性把他们的活动日程写成文字，复印一摞，像举行记者招待会一样，凡来访的记者，一人发一份。不然的话，他们那间小屋的空气也不堪负担。 
　　他们是从不向命运低头的强者。通常，他们每天早晨５点左右就起床，伏案疾书，看谁写得好、写得多。冯老全身心投入写作，除了做自创的健身操，看早间电视、用早点之外，其余时间专注于笔端。他喜欢伴着音乐写作，几个乐章奏毕，华章已就；而黄老则要尽主妇之责，筹划一日生计，有时保姆不在，她只好将笔墨请进厨房，写作、家务两不耽误。 
　　两位可敬的老人著书撰文从不回避自己的情感历程。冯老回忆着相濡以沫的郑安娜，黄老回忆曾同甘共苦的赵丹，都是那么深情，令人感动。那种坦率，着实是一种境界。黄宗英那篇《快乐的阿丹》，真令人击节三叹。好一个执著于艺术的赵丹———常常与导演就某个镜头的艺术处理争执不下，导演说：“我下次再不找你演戏了。”赵丹回答他：“下次你导的戏，说什么我也不演。”“不等下次，他们又共同迷醉于新的艺术构想中，彼此都‘非他不可’了”。好一个嫉恶如仇的赵丹———擅弄权谋的张春桥在宴会上搭讪着跑过来找赵丹碰杯，赵丹‘啪’地放下酒杯坐了下去，扭过头，正眼也不瞧他。好一个热心坦诚的赵丹———他癌症晚期，还为医生、护士、洗衣工，还有许多熟悉和陌生的朋友作画，被送往首都医院前他还说：“还有一位电梯工人的画没完成，不行。”好一个快乐的赵丹———“四人帮”召开万人大会批斗他，他却时常把大家逗得哄堂大笑，使批斗无法进行。黄宗英感慨满怀地写道：“他身上长着刚直的骨，快乐的筋……快乐的赵丹……” 
　　而冯老回忆亡妻郑安娜，缠绵悱恻，于平朴的笔调中见深情。那个在沪江大学一泓池水边扮演莎剧《仲夏夜之梦》中小精灵迫克的郑安娜，那个在冯先生办报受挫时给他莫大鼓励的郑安娜，那个坚持不与“罪行严重”的“右派分子”冯亦代划清界限的郑安娜，那个被造反派夺去一只眼睛的郑安娜……都永远留在冯老的心底。而冯老文章里，郑安娜家“吹得人醺醺然”的穿堂风，跨过时空之海，一直吹到我的心里来，令人迷醉，令人怅惘。多少岁月都已如江河流去，多少感受都如浪花于瞬间闪现并消失，留在心底的，都是最珍贵、最美丽的贝壳…… 
　　《一封无法投递的信》中，冯老写道：“娜，亲爱的人：……你不是在生前找不到贝多芬的《田园交响曲》和《命运交响曲》的录音带吗？我已经在尘封的书架上找到了。听着，听着，我不禁流下泪来。安娜，你能知道我对你的思念吗？自从你一走……”从这些文字中，不难想像郑安娜在冯老心中的位置。 
　　很多人都知道冯亦代，却不知道郑安娜。冯亦代、郑安娜是沪江大学同学，两人都喜欢英美文学，热爱翻译工作。当初，冯亦代为她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温柔的语调所吸引，将她看作“是天生要我去爱的人”。郑安娜是我国第一个译出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童话集的人，郑安娜就是冯老的合译者“郑之岱”。早在１９３５年，郑安娜就与冯亦代等进步人士在香港遵茅盾指示创办了英文刊物《中国作家》。抗战期间郑安娜曾供职美国新闻处，战后给宋庆龄做秘书，建国后在全国总工会做翻译，并多次随工人代表团出国访问，曾为周恩来、刘少奇、彭真接见外国工人代表团时当翻译。她是新中国第一代搞同声翻译的人之一。后来，她因不能与冯老划清界线成了“老右派”，“文革”中还“晋升”为“美国特务”。在干校期间，严重的眼疾得不到医治，致使一只眼失明。知道了他们同甘共苦，忧乐相守，蹒跚走过了几十年，便能品味出“再见了，永生的朋友，我亲爱的人”那份至深之情。从冯老悼念安娜的文章里，感觉她真是冯老精神情感的安琪尔：永远温和，永远恬淡，永远坚韧而沉静。 
　　冯亦代与郑安娜、黄宗英与赵丹，曾经拥有的，那是生命里永远的财富。黄宗英每次出远门，动身前都要和冯老一起为郑安娜、赵丹各上一炷香。临走时，冯老总是依依不舍，饱含深情地一再叮嘱“小妹“，一路小心，记住自己已是７０余岁的老人，而不是１７岁少女。 
　　 
　　黄宗英在形容她和冯亦代的婚后生活时，选择了“和美宁静”四个字 
　　 
　　冯老与黄老耄耋之年的相携相依，是一种比年轻人的风花雪月海誓山盟更伟大、更圣洁的爱情。黄老称冯老为“二哥”，冯老称黄老为“小妹”。 
　　他们同是浙江人。黄宗英早在少女时代就结识了冯亦代，他俩交往的时间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。当时在重庆，冯亦代是赵丹的好朋友，赵丹、黄宗英以“二哥”相待。共同的信念，铸就了这些进步的文化人士不同寻常的友谊。冯老的“二哥”称号很响亮，来源有二：一是他在家排行老二；二是他在香港时和文化人士序大小仍属于老二。从此这个昵称便叫开了，叶浅予、黄苗子、郁风等都称他“二哥“。冯老在一篇文章中戏言此昵称“成了我终身的外号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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