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周公卜洛”失误是华夏人文历史错位的主因(三)

 

唐代经学家贾公彦在《周礼义疏》中解释说：“土圭尺有五寸，周公摄政四年（一说五年），欲求土中而营王城，故以土圭度日景之法测度也。度土之深，深谓日景长短之深也。”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解释说：“土，度也；缩，短也；盈，长也。谓圭长一尺五寸，夏至之日，竖八尺表，日中而度之，圭影正等，天当中也。”又说：“土圭之长，尺有五寸。以夏至之日，立八尺之表，其景适与土圭等，谓之地中。今颍川阳城地为然。”其中“颍川阳城”，即登封告成西周的“观景台”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

图七  贾公彦《周礼义疏》

据秦汉之际经学大师伏生弟子张生、欧阳生《尚书大传》记载：“周公摄政;一年救乱,二年克殷,三年践奄,四年建侯卫行书,五年营成周,六年制礼作乐,七年致政成王。”其中周公摄政“五年营成周”，也为周成王五年，即公元前1038年。历史上著名的“周公卜洛”，就在这年夏至之日正式在成周东部一带进行。

当然，周公旦建立东都于成周洛邑，也与“三监叛乱”后政治、军事形势的需要有关，西周把统治重心向东方的“阳地”转移，目的在于加强对东方“夏阳之地”的控制。这更加证明居住在“四象”“少阴”之地的周文王，在遗言《保训》中关于“日不足，唯宿不羕（长）”论断的正确性。 

但是，由于当时关于太极、昆仑、三皇五帝“中央之国”的华夏人文历史已经失传，加上用“土圭度日景之法”测量存在一定误差，精确度较低，导致周公旦所选择的“地之中”出现了重大错误。这一重大错误直到1760多年后才被发现。   

     

图八  周公姬旦

公元724年，即唐代开元十二年，太史监南宫说选择黄河南北平地，同时于夏至日中之时，立八尺之表测量日晷及太极星，测得登封阳城晷（日影）长1.48尺弱，夜视北极出地高34.4度。阳城在今河南登封东南约30里处，唐代易名“告成”。其地原有一个测景台，为“周公卜洛”立表测量日晷之地。同时，浚仪岳台晷长1.5尺微强，极高34.8度。浚仪为今河南开封，岳台在浚仪西部。由于唐朝测得开封浚仪更接近于晷长1.5尺的标准，便选定此地为“唐之地中”。

对此，宋代欧阳修在《新五代史考》中记载说：唐代“开元十二年，遣使天下候影，南距林邑，北距横野，中得浚仪之岳台，应南北弦，居地之中。大周建国，定都于汴。树圭置箭，测岳台晷漏，以为中数。晷漏正，则日之所至，气之所应，得之矣”。    

   

图九   欧阳修图片